作者丨进击波研究院
“中国式中年”
戴建业教授在一次采访里提到，惠州家政1382540409535岁失业让人们不敢生育，现在的年轻人比以前难多了。我作为前大厂员工深深共情了。
35岁，可能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道坎。从生理上，35岁并不是体力和精力全面转衰的开始，全球范围内的中年危机一般在四五十岁才逐渐显现。但在中国，这个时间点明显前移了。
最近几年全社会对35岁危机的讨论越来越频繁，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个梗，是个虚空的概念。但当我们观察身边现象的时候，会发现35岁危机正在不同群体中真实地发生。
正午阳光今年出了一部剧名叫《凡人歌》，扎心，极其扎心。王骁饰演的那伟，从农村出来逆袭成公司副总，41岁被自己工作了15年的公司给开了，期权和副总头衔化作泡影；那伟的老婆沈琳原本是税后2万的人事总监，为了生二胎回归家庭当起了中产贵妇，如今老公失业不得不重返职场，兜兜转转当起了月嫂……
艺术来源于现实。最近我们和几位35岁左右的朋友聊了聊，在看过他们的故事后你会更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年龄段面临的状态，以及如何处理好自己的35岁。
在大厂卷到头
降薪去小厂不好混
2010年，农村家庭出身的李伟考上了北大，这是当地的轰动事件。村长和书记亲自把3000元奖学金送到他家，“热烈庆祝我校学子李伟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”的红条幅，在村口的小学校挂了大半年。
“那时候老家的人都说我是天之骄子，以后会有大出息。”
但梦想的小火苗终归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熄灭，名校光环和光鲜的履历也没办法保证未来都是坦途。
2014年李伟从北大毕业。互联网的崛起为毕业生提供了新的选择，BAT开始替代宝洁、联合利华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造梦工厂。传奇的创业故事、诱人的薪酬、充满活力的氛围，吸引了大量名校毕业生的加入，其中也包括李伟。
“亲戚问我毕业做什么工作，我说互联网行业的产品经理，对方答不愧是北大的，毕业就是领导，让人哭笑不得”。
之后五年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，风口上的年轻人们靠着行业红利买房买车，在大城市安家落户。那批吃到互联网发展红利的年轻人陆续成为企业中层，是被95后、00后小年轻仰望的存在。
但所有的幸运和光环，在33岁这一年戛然而止。
年轻化是所有互联网公司的共有形象，35岁上下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，但在互联网公司并不算年轻。今年阿伟的上级“宫斗”失败，新领导上任，阿伟作为前领导的嫡系被流放到边缘业务。
“看起来职级和收入都不低，但基本没有自己的生活，下班到家孩子早都睡了。去年得了高血压需要吃药控制，卷不动了，也不敢卷了。”
这两年有个说法叫中产返贫三件套：高杠杆房贷、老婆不上班、孩子上国际学校/幼儿园。这三座大山李伟都背上了，每个月还要给农村的父母打生活费。
在33岁最意气风发的年纪，李伟突然感受到了属于中年人的危机。“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无病呻吟，薪资那么高有房有车的矫情什么？”他的中年危机不是一盆冷水从头淋到脚，而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持续焦虑。
出于身体原因他考虑离开大厂，但走出这个圈子很难有企业能接住他的薪资。“聊了几家中小公司和传统企业，业务匹配度不高，而且开价和我现在的总包差太多了”。
从互联网大厂出来，无论是去中小企业还是转行，都要面临降薪问题。你以为降薪去小厂就是降维打击了吗？很多前大厂人到小公司根本施展不开。大厂有非常完善的责任制度，分工非常细致，小公司恰恰相反。皇宫里主管葱花的御厨去了苍蝇馆子，他精通葱花的品质把控，了解葱花采购的完整供应链，知道如何分配人力以提高葱花切配效率，甚至制定了完善的葱花雕花SOP，但做不明白一桌好菜。
当裁员来袭
干掉你和能力没多大关系
34岁的王磊有一份让996打工人羡慕到落泪的工作，国企上班、朝九晚五、从不加班、没有KPI压力……简直就像职场人的伊甸园。
但就在三个月前，拥有“稳定”工作的王磊失业了。
从互联网公司跳槽到国企，是王磊对35岁危机的未雨绸缪。在互联网做开发，收入确实不错，但这样的收入要以让渡个人生活为代价。“有一段时间失眠很严重，真的太累了，而且对未来感到很迷茫。”他和几个关系好的同事有个小群，大家经常一起吐槽工作、吐槽领导，每个人的怨气都很大，但就是没人离职。
大厂里的程序员是出了名的收入高，但代价是失眠、秃头、加班肥、腰间盘突出……24小时on call搞得人精神阳痿。
“到了这个年纪，非常害怕失业，但在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后我开始有一种奇怪的想法——如果被N+1就好了，给我个痛快。”
当周围同事都在忍的时候，组里人均忍者；一旦有人离职，所有人都开始动摇。2022年，小群里的一位同事跳槽去了传统企业，从此告别996迎来朝九晚五。这个同事之前很少发朋友圈，离职之后天天发和老婆孩子一起吃晚饭，和老婆孩子出去玩，群里几个老爷们羡慕得眼睛冒火。
王磊开始动摇，那才是生活！
2022年夏天，他开始尝试投简历试水，一个月后运气爆棚拿到了一家国企的offer。“去了才知道同样是程序员，有人过着什么神仙日子。组里有人根本写不明白代码，天天写Bug，产品经理气得拍桌子，就算这样领导也拿他没办法。”
在这家公司，王磊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两年。
两年后公司大领导换人，新官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业务调整。巨大的浪潮呼啸而来的时候，干掉你和能力没多大关系，中层也可能因为业务调整被一锅端。
这轮裁员分四种情况：有事业编的没有动、退伍军人没有动、波及到的有终身合同的员工公司协助找下家、其他人直接领N+1走人。
王磊属于第四种，他稳稳躺到退休的梦碎了。
34岁，老家县城有房贷，工作的城市有房租，孩子在上幼儿园，老婆为了照顾孩子选择了清闲但薪资低的工作。打破平淡的幸福只需要一次中年失业。
截至采访，王磊已经Gap两个月，面试机会并不多，整个11月只有两个面试。回不去的互联网大厂，很难再进去的国企，王磊站在人生的交叉口，面前有很多条路，但又仿佛没有任何一条坦途可以选择。
“这几年攒了一些钱，想带老婆孩子回老家发展，但在老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，再看看吧。”
像王磊这样因为一次失业打乱生活节奏的男性，不在少数，但其实女性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。在谈论35岁危机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默认面临这个困境的主体是男性，而把女性排除在外。想想王磊的妻子，孩子还小、丈夫失业，她身上的压力只多不少。
当事业与生育问题、家庭问题发生重叠，这是更加复杂的挑战。
女性的中年危机
在30岁就来了
女性的“中年危机”，往往在30岁就开始了。23岁大学毕业，26岁硕士毕业，刚进社会没几年，就业市场就比老妈更关心你的家庭问题。
未婚未育，老板怕你结婚；
已婚未育，老板怕你生娃；
已婚已育，老板担心家庭分散你的精力，还怕你生二胎。
找工作、升职、加薪的时候，30岁女性最不吃香；裁员的时候，已婚未育的30+女性直接保送。事业和家庭的不可调和，是笼罩在职场女性身上的暗影。刘菲最近一年的经历，让我更加坚信这一点。
2019年刘菲大学毕业，和男朋友一起来到上海打拼。他们来自同一所双非大学，在985、211、海归遍地跑的上海，他们的学历并不占优势。上海的高房租让他们望而却步，为了省钱这对小情侣只能在居住体验上做出让步——在外环外和别人合租，2000元一个月，这在上海是相当友好的价格。
毕业第二年，刘菲身上发生了三件值得高兴的事：月薪涨到1W+、和在一起四年的男朋友结婚、在湖南老家购置婚房。
当买房和结婚两个事项的状态变成“已完成”后，新的项目就会被解锁——生孩子。无论你是丁克派还是多子多福派，是喜欢孩子还是不喜欢孩子，这个问题都会在结婚后自然而然地出现。回老家时，亲戚们好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个接一个地亲切问候，“打算什么时候要小孩？”结婚第二年，已经有邻居悄悄问刘菲的妈妈，一直没要小孩是不想要还是怀不上？
在老家，结婚不生孩子是异端、是原罪、是不孝顺父母、是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。
其实刘菲不是不喜欢小孩，相反她很喜欢，她只是不敢生。刘菲和男朋友的合租室友回老家了，他们只能暂时整租直到合同期满换房，这样一个月的房租就涨到了4200元。再加上老家5800元的房贷，这对小夫妻每个月在房子上就要花一万多。
刨除固定开支没剩多少钱了，生个孩子要怎么养？
去年年初，刘菲所在公司的经营状况开始走下坡路，裁员了一批但没有波及到刘菲所在的部门。直到9月，刘菲突然被HR叫到会议室，通知裁员。
“我们组只裁了两个人，我知道为什么有我，因为已婚未育，公司怕我生孩子要休产假，而且不能继续承担高强度的工作。当时我觉得这不是坏事，本来我就想跳槽，拿一笔赔偿也不错。”
在离职协议上签字前夕，一个更炸裂的事情发生了——她怀孕了。“孩子在计划外，还和裁员撞到一起，我发现的时候都蒙了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”
因为怀孕，裁员也裁不成了，刘菲留在了公司。“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，我猜公司会在我哺乳期结束后立马赶人。”
孩子出生后刘菲和丈夫开始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，在上海没有房产的他们必须提早做规划。这时候他们才发现，小区那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幼儿园都上不起，在本小区有房产的生源一个月学费330元，没有房产则要3000元一个月。
“太吓人了，我打算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幼儿园，后面我再赚点钱估计也慢慢回老家了。”
刘菲在毕业时和很多年轻人一样，带着梦想奔向大城市，但事业、生育、家庭的多重压力，让她在30岁就低下了头。所谓的梦想，已经就饭吃了。
所有人的人生都会均值回归
中年危机的存在，很大程度上是对过去所得的代偿。
我们毕业那年，有人当老师、有人考公、有人进国企、有人进互联网大厂……当初进大厂的那批同学薪资是最亮眼的，但35岁危机早早到来；当老师和公务员可能薪资一般，但基本可以保证大半辈子不愁失业。
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快速发展的行业，有着最高的薪资溢价，但同时以过度剥夺年轻人的剩余价值为代价。戴建业教授形容得很贴切，“每来一个年轻人，我在35岁之前把他榨干，35岁之后我就不要了”。当我们进入一个周围都是年轻人的行业时，往往会忽略一个细思极恐的事实——那些年纪大的人去哪了。
